上世纪60年代初，新加坡刚独立的时候，瞄准的第一个赶超目标是斯里兰卡。当时，新加坡开国元勋、首任副总理吴庆瑞提出了“我们的目标是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十年将新加坡建成第二个斯里兰卡！”的口号。当时的斯里兰卡，利用其位于印度洋上的交通要道的优势，大力发展海运贸易，经济搞得有声有色，人均收入比印度和巴基斯坦高出一大截，国情与斯里兰卡相似的新加坡，就将其作为学习和赶超的对象。
　　
　　如今，历史的车轮滚到了2007年，新加坡的人均GDP是35162美圆，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中层，而斯里兰卡的人均GDP是1505美圆，新加坡已是这个当年的赶超对象的20多倍。世事沧桑，实在令人感叹不已。而同样令人感慨的是，我们在差不多同一年代提出的“超英赶美”的口号！
　　
　　下面是转载的几段文字：
　　
　　“我们的目标是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十年将新加坡建成第二个斯里兰卡！”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林毅夫碰到前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时这位新加坡经济政要的一句讲话，这句讲话对林毅夫的刺激很大，为什么新加坡并没有什么赶超目标却可以在短短几年间取得经济腾飞呢？被国际社会称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省近几十年创造了发展的奇迹――它们实现了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和比较均等的收入分配。这似乎代表了另一种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赶超战略无疑是一条成本高昂的经济发展道路，利用政府的力量将全国的资源集中到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行业来发展重工业，代价不可避免地会大大增加。而在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发展的道路并不是唯一的。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充分反映其供求关系和稀缺性，是充分利用资源禀赋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和特定的发展条件的基本前提。与比较优势战略相对应的宏观政策环境是由市场来决定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并依靠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引导整个经济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这也引发了林毅夫的进一步思考，通过发挥资源比较优势而实现了高速、稳定经济增长的“四小龙”，也是从二战后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起步的。在上个世纪中期，它们的工业化水平也很低，资本和外汇极为稀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只有100美元左右。而在它们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样面临选择经济发展道路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走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当然这也是受自身条件的影响，而是从自身的资源禀赋出发，放弃了一开始就发展重化工业，实行次级进口替代的作法，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拓展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更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比较优势。1965-1973年间，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0%、13%和7.9%，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为11%；而同期低收入国家的增长率平均仅为5.6%，下中等收入国家（地区）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地区）为7.7%，高收入石油出口国为9%，市场经济工业国仅为4.7%。在随后11年间，也都保持7%-9%的增长率。同时，由于充分利用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形成劳动相对密集的产品结构和出口结构，提高了有劳动能力人口的经济活动参与程度，因而这种高速增长还伴随着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一系列社会福利指标的提高。 
　　
　　林毅夫开创性地提出，发展中国家必须得按照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产业来发展，不宜做“跳跃式”的赶超。他的比较优势战略填补了发展经济学在赶超战略之后的一个空白。经济发展的成功取决于比较优势的发挥，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可以借助于发挥比较优势去追求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近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实绩也可以证实这个结论的正确性。